在中国，每个时代，每个时期，都会有“典型人物”涌现或者被人为地制造，当“自主创新”的大旗呐喊着要将“中国制造”推向“中国创造”的时刻，两年前，“海归”邓中翰和他的中星微凭借着“星光中国芯”成为了一个标杆，两年过去了，我们在两会代表驻地再访这位代言者。

盒子外边的世界很精彩

主持人：作为一名人大的新代表，这段时间参政议政，国事天下事，一定非常忙碌。代表的角色对你经营企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启发吗？

邓中翰：比较忙碌，每天上午下午都在开会，晚上还要修改稿子准备在会上发言，发言后还要提供汇报的报告。代表们也都借这个机会聚聚，总结一些想法，很多事情都交织在了一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人大代表，所以有很多东西要学。对一个年轻人而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

       至于参政议政与经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我想是间接的。参政议政给了我们这批海外归国较早的创业者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人大代表”对我来说是很新的一个角色，让我从过去的一个小盒子里跳出来，然后去探索，这就像中国改革开放是从盒子里走出来一样，能够把个人的眼光、个人的思路拓宽到小盒子的视野之外，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人，这种角色的转换非常好，盒子外边的世界也很精彩。

主持人：今年有几个企业普遍关注的问题，CPI、成本上升、《劳动合同法》，这些对中星微有什么影响？中星微的产品面向的是国际市场，人民币升值对中星微的影响有多大？

邓中翰：汇率的变化对中星微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挣的是美元，跟别人签的合约很多都是以美元为单位，80%的产量都是按美元来计算的，而今天人民币升值、物价也上涨，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另外，员工也在热议物价、房价，尤其是住房，对他们的生活直接发生影响，那么他们就会分心去关注这些事情。

主持人：听你这么说，影响主要在员工方面，成本上升对中星微的制造和销售上难道没有什么影响？

邓中翰：我觉得还是有影响的，这是在宏观经济的环境影响下，大家都是在一个市场中生活和工作，相关成本直接与公司的利润率挂钩，从企业角度，周边成本的因素增加，公司的成本也会增加。我觉得应该突出强调提高员工素质，我们希望是科学的，而不是粗放式的给员工发点儿奖金。给员工直接涨工资，不如借助结合他在技术上的贡献、创新方面的成绩来增长工资。

主持人：商业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中星微的产品策略、公司战略和管理方式有没有什么变化？

邓中翰：其实我们去年对员工待遇作了比较大幅度的调整，一方面是考虑到周边的物价，CPI增长的因素，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公司在艰苦奋斗、创业发展取得成功后，让更多的员工能够分享事业成功所带来的好处。

       从管理的角度，自主创新是中心环节了，去年我们在中国科协邓楠书记的帮助下，正式挂牌中星微企业科协，并且成立了三个专门的委员会，各委员会也设置主席、副主席、常委、委员，人员是从公司里选拔。委员会的运作，借助了中国科协的管理方法，运作上与员工的工资、奖金也是挂钩的。

       一个委员会负责技术职称的评定，这与管理级别是两条线。过去，国家是有技术职务评审的，但是公司的技术人员没有，这就造成技术员工的待遇、职称主要是和各方面的管理与商业责任挂钩，而我认为，技术人员不应该只是看短期的商业绩效，而应培养大家在技术上寻求发展，然后让他分享更长期的公司效益。公司有了技术职称评审后，技术人员也不用都挤在管理这个独木桥上，他的报酬、待遇会与技术职称挂钩。今年一些员工过年回家再回公司后就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家长都熟悉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系列头衔，过年时，家长会问子女工作上有什么收获，员工就可以说，我的级别从哪一级调整到哪一级了，工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样做，最主要是推进公司自主创新的文化。

       第二个专门委员会是评定公司的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我们国家有技术发明和科技进步的评定，公司也获得过这些奖，但是公司原来没有专门评定这个奖的组织。第三个专业委员会是评定公司专利的申请和产品技术的评定。公司对于专利的鼓励、激励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制，从一个人提出了申请专利的想法给他奖多少钱，到这个专利被申报出去给他奖励多少钱，再到这个专利得到国家或国际上的认可，获得了什么专利权又给他发多少奖金。这种机制是很多公司没有的，这实际上是一种鼓励公司创新文化的机制。

       专业委员会的运作，都是与员工的工资、奖金、报酬挂钩的，这难道不都是与成本有关系吗？不能粗放地去看待成本，而应该在管理中将成本管理精细化。

如果停止创新，四五年后就会被替代

主持人：从公开的资料获悉，中星微现在有7个领域的技术优势，专利1000多个，这些专利与中星微的战略关联如何？如果停止创新，目前的技术够公司吃几年？

邓中翰：大约200多个专利是与中星微现有的产品挂钩，还有很多代表未来的产品方向。另外，由这些专利组成的技术体系里，不仅仅诞生了我们的PC、笔记本的数字多媒体处理芯片，实现了廉价普及型的远程可视，而且还能应用在一些新的领域，包括手机和网际间可视通讯。

       通常技术专利在法律上的保护是20年，在市场上，通常我们认为四五年后新的技术会替代原有的技术，就像摩尔定律的芯片技术速度提升后，原来不可能实现的技术，将来也有可能能够实现。

主持人：现在你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邓中翰：我最关注的还是从技术创新与人才的角度去发展公司，因为我们并不是劳动密集型的公司，也不是污染和高能耗的公司，我们做的是低功耗的芯片。

       当我们围绕科学发展观和目前经济的发展思考问题时，角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主要还是要从技术创新的管理更加科学化，这些角度去考虑。因为一个企业在创业的过程中，为了快速发展肯定会忽略很多。今天我们要在发展中更加系统、更加精巧地去做事情。这也是我现在要主抓的。

       我们在一个新的领域大量地申请专利，大量地获得业内的认可，然后就是如何更好地做好，更好地持续发展。

       产品上，我们在PC、笔记本的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取得了60%以上的全球市场份额，并且是以完整的知识产权形成国际性标准的成果。今后，会针对走向3G、4G的手机，开发新产品，那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第二个是从安全监控寻找新的机遇。安全监控已经从模拟走向数字、有线走向无线，性能的提高，造价成本和组装成本、服务成本的降低，它的应用规模将超过有主机的多媒体应用。摄像机和录音可以直接挂在网络上，中间是没有电脑和手机等主机，这样的量是非常大的，这种网际间的多媒体将应用在学校、交通、医院、家庭等很多地方，这是一个比PC、手机更大的市场。

       所以中星微在完成PC和笔记本电脑的产业的发展之后，把目光又放在了手机和网际间的应用上。

下好创新这盘棋一定要使用好“车马炮”

主持人：今年两会期间，很多人都提到要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你如何看待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与政府职能的转变之间的关联？

邓中翰：这是直接相关的。创新型国家这样的大事就像一盘中国的象棋，要下好这盘棋，一定要使用好“车马炮”。

       “车”是战车，是勇往直前的，创新的战车就是企业，让企业勇往直前，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的发展方式；“马”是人才，是拖引创新战车的千里马，是自主创新的活力，马走的是日字型的，不是直线的，对人才的提拔要不拘一格；“炮”指的是跳跃式的前进，国家中长期的重大专项技术突破就是“炮”，它能让经济跳跃式的发展。国家所主导的创新应该是跨越式的，而不一定是当前市场上就要解决的问题，总理工作报告中的未来政府工作16个重大专项技术都具有跨越式发展的特征。政府不再是冲在前面去做市场上急需的东西，而应该是主导着国家的基础研究和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工程。设立专项资金，主持和执行应向企业倾斜，实现自主创新。

       所谓“车马炮”的创新，就是“企业创新为主体、不拘一格地培养选拔人才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国家战略工程”，这个抓好，我们这盘棋就一定能下得成功。

主持人：那在政府职能转变，真正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过程当中，你最希望政府能做些什么？

邓中翰：企业承载创新主体的时候，政府在直接转型，把创新的直接责任、主体的责任转到市场，转到企业中。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譬如在企业建立国家实验室、工程中心来引导、推动，这方面还需要落实。像美国的贝尔实验室、IBM实验室，承载了很多国家科研的使命，美国给予了很多资金和政策的支持，那么，像中星微这样已经达到这么大规模的集成电路芯片的核心单位，能不能成立这种类似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这还没有先例，我也希望在新的一届政府的落实下，能够开展这方面。

       我本人作为建设中关村领导小组的成员和中关村咨询委员会的主任，觉得柳传志先生倡导和实施的三点是很关键的。第一，对申请了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企业，对每个专利，适当地进行资金的贴补，这个很有成效，打造了很多知识产权，实施得非常好，建议在全国推广；第二，企业要走出去，在企业参与和建立国际标准的过程中，成本很高，也应鼓励他们，给予资金的贴补；第三，在政府采购时，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特别是新开发出来的产品的采购，要加大力度。我们有政府采购法，最近财政部又出台了政府采购对知识产权的细则，我希望在新一届政府中，能更好地落实和推广。

主持人：今年是改革30年，站在2008年这个历史时刻，商业环境与过去已经完全不相同，你如何看待未来的商业环境？

邓中翰：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粗放的快速发展已不适应未来发展模式，利润率的提高要通过一些在过去发展中所忽略的东西来实现，比如自主创新，对能源、对环保的重视等。

       我觉得未来，改革开放特别关注的是创新，创新这两个字不仅体现在刚才提到的方面，还可以体现在管理、政府等方方面面。过去开放是吸引外资、技术、人才进来。今天是我们要出去，前几天有人问我对于吸引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怎么看，我说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十几年前是要吸引他们回来，今天我们自己要走出去，我们的产品、技术研发要走向世界，我们希望他们能呆在别的国家跟我们这样的公司合作，这是新时期下的一种更好的方式。所以每个阶段的需求和情形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根据客观情况来判断，而不能粗放地照搬照抄，所以我认为创新是我们未来改革开放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