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8年年底，“星光中国芯工程”成功实施10周年。经过10年的创新路，“中国芯”第一次在一个重要应用领域达到全球市场领先地位。

       早在1998年，“星光中国芯工程” 就通过国家领导人与海外知识分子的“智慧碰撞”，将科技的种子跨越太平洋，诞生在中国这片神奇地土地上，它的出现，也书写了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发展的新的华彩篇章。

       这个以数字多媒体芯片为突破口，致力于将“中国芯”率先打入国际市场的国家战略工程，在成立之初，就得到了上至国务院，下至原信息产业部、国家发改委、科学技术部、商务部、北京市政府等的领导和支持。其开创的高新技术企业十年自主创新之路，至今影响深远……

       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骄傲地见证：“中国无芯”论将彻底成为历史……而“中国芯”系列产品不仅取得了八大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大规模产业化的一系列重要成果，申请超过1500多项国内外技术专利，还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取得了全球过亿枚的销售量，还以PC图像输入芯片60%的市场份额，将多媒体芯片领军者的头衔收入囊中。

       “星光”系列 数字多媒体芯片证实了“星光中国芯工程”以数字多媒体技术为突破口这一决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实现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迈进，也成为了“中国想象力”的代名词。

       “星光中国芯”成功实施十周年！对于中星微乃至整个中国IC行业而言，这都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事情！

       正是他们的努力，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如今，中星微麾下的“星光”系列多媒体芯片占据全球PC图像输入芯片60%的市场份额；“星光移动”系列多媒体芯片占据国内手机音频、视频多媒体芯片80%的市场份额，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核心技术企业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前沿。

强敌环伺下，“中国芯”如何突围？

       一提起芯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INTEL、AMD这样的跨国企业，尽管中国也曾经在PC的芯片上做出了很多的尝试，但要真正成为与之比肩的企业，道路似乎十分漫长。中国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研发工作，但直到1990年，我国仍未能在此类产品的大规模产业化方面取得建树，1990年后的两次冲击也均无果而终。而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的芯片技术必须发展起来。然而，在“丛林法则”盛行的国际竞争面前，强大就是公理，实力就是尊严。在强敌环伺之下，中国的芯片企业难道就只能屈居人下吗？谁能帮助中国芯片业破解这一“世纪难题”？

       中国政府和科技界一直在努力寻找破解难题的人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中国科协一直把吸引人才作为那个时期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这个人才当然也包括海外留学人员。而当时创造了无数IT神话的美国硅谷吸引了很多中国人的目光——那里的很多华人精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这其中就包括在硅谷创立市值达1.5亿美金集成电路公司的邓中翰以及在硅谷学习、工作多年的创业合作伙伴们。

       在考虑什么方向作为突破口时，邓中翰和他的团队认为，中国芯片业要想在强敌环伺之下成功突围，就必须另辟蹊径。《孙子兵法》云：“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即使最强大的敌人，也是有弱点的，而“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从种种“不可能”中找到“可能”的突破口，“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在邓中翰和他的团队看来，以英特尔、AMD为代表的跨国企业的优势主要集中在PC领域，中国在这一领域处于弱势，“以卵击石，必败”。而在新兴产业多媒体领域，则鲜有强大对手，如果中国企业能抓住机会发展多媒体芯片，“以石击卵，必胜！”

       他们还创新性地提出了一条快速企业发展之路。在考虑中国国情地基础上，融合硅谷模式，走出一条中国企业发展的崭新模式。

       “善谋者大成于事”。事后证明，正是中星微提出的这两条中肯的意见，破解了中国芯片业的“世纪难题”，为中国多媒体芯片业从无到有，也为中星微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标杆”企业，奠定了基础。

       随后，在中国科协时任主席周光召院士的介绍下，邓中翰与他的团队又与赴美考察的时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的曲维枝进行了一席长谈，并再次强烈地感受到了祖国求才若渴、希望海外学子学成归国创业的殷殷之情。这也坚定了他们的回国创业之路。许多年后，邓中翰仍然对回国之初的情形记忆犹新：1999年10月1日，邓中翰应国务院之邀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当他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上观看了盛大的国庆阅兵式后，深深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祖国的强盛才能使每一位中国人在世界上挺起腰杆。”邓中翰以阅兵车队为背景留下一张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在他的心里也更加坚定了回国创业的决心和信心。就在当天下午，热血澎湃的邓中翰和一同回国的好友杨晓东、金兆玮一起登上八达岭长城誓师：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发展祖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做贡献，结束“中国无芯”的历史！

企业家要有一种永不言弃精神

       1998年，刚回国不久的邓中翰受到了李岚清副总理的接见，并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了他的《民族高科技产业发展之我见》的报告，对他提出的企业发展方向与发展模式表示了肯定，并鼓励他放手去做。

       在国家领导的关心与支持下，从1999年的4月份开始，当时的国家财政部、信息产业部都派要员来和邓中翰的“海归团队”一起筹建“星光中国芯工程”计划。

       到1999年10月14日，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信息产业部更是以入股的方式，将1000万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划拨到账，“星光中国芯工程”正式启动。邓中翰的团队正按照预想的模式开始了企业运作。

       一切似乎尽在掌握。但是困难并不因为上天的垂青而有所减少。许多人也许想象不到，在中星微成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邓中翰跟他的“海归团队”，会在“北土城西路103号”的一个没有取暖设备的小仓库库里办公。

       “没办法，芯片研发从来都是一个高投入的行业，尤其是在企业发展的最初两年。为了将有限的经费使用效率最大化，把钱花到刀刃上，我们必须节省每一分钱。”邓中翰说，“从温暖的硅谷回到寒冷的北京，很不适应，有的人感冒了，有的人手生冻疮，但是我们坚持过来了，我们相信困难最能考验人。我们一定要度过这第一个冬天，如果过不下去，我们就不可能迎来第二个冬天，第三个冬天……反之，如果我们能熬过这个冬天，‘中国芯’就能迎来它的春天和夏天！”

       创业的艰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包括市场的风险。奉行“市场导向”的邓中翰面临的下一个难题是：产品如何赢得目标客户的信任？

       按照中星微公司的规划，“中国芯”产品的目标客户非常明确，那就是多媒体技术可以展示空间的PC,手机等电子产品终端。

       同样的问题是，在众多客户中间，哪里是突破口呢？邓博士曾认为，也许代表着新兴的多媒体发展的索尼能够接受他们这种代表着更优越性能的芯片产品。

       但事与愿违。

       “我们第一块芯片2001年诞生的时候去索尼推销，本来约好一个小时的会议，后来只谈了五分钟，接待的人说：‘我们索尼可是行业的鼻祖，从电视台最高端的，到你们手上用的DV，都是我们发明的，我们有上千项的专利，几百个产品，如果你想要来学习，跟我们交流的话可以，可以到街上看看我们的产品。’五分钟把我们打发走了。”这件事，对邓中翰刺激很大，“当时我心里挺不自在，北京中关村的企业被他们这么小看，出门之后我就说：‘I will be back（我会回来的）’。”

       当时出差日本的旅店也很贵，走在东京街头，邓中翰感觉很压抑，“一个小时的会议才开了五分钟。回来以后我就召集公司的员工把这一段比较痛苦的，国际市场开拓失败的经历讲给大家听，同时我说我们确实要跟索尼学习。”

       采访过程中，他给本刊记者讲述了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的故事。盛田昭夫曾经在创造索尼之后去了荷兰飞利浦。当时，飞利浦是半导体界的老大。他去学习、参观完之后在飞利浦广场的一个咖啡馆坐定，然后带着一种敬仰，或者说更复杂的情绪在那里，当时很少有亚洲人跑到欧洲去。服务员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日本人。服务员便说我们这儿也有日本产品，便从后面拿出来装饰鸡尾酒用的小纸伞，说“这就是日本的产品”。盛田昭夫当时觉得非常压抑，回国以后就给索尼定了两条公司的宗旨，第一条是要让公司所有的工程师们在创新中找到快乐；第二是为日本的振兴而服务。

       “那一刻，我非常理解盛田昭夫的感受。”邓中翰说，

       “盛田昭夫后来不仅将索尼发展成为日本的知名企业，还挥师到美国开拓业务，并在电影领域颇多建树，征服了好莱坞。”邓中翰经常给员工讲盛田昭夫的事迹，并以此来激励自己和团队，一定要生产出让中国人骄傲的“中国芯”产品。“虽然我们在国际化上遇到这么大的阻碍，虽然索尼是这个行业的鼻祖，但是我们在网络摄像领域一定要超过他，一定要把我们的‘中国芯’产品内嵌到索尼的笔记本上去。”

       此时的邓中翰身兼数职，既是“星光中国芯工程”的总指挥，又是研究员、设计师。员工对他的评价是：既掌握全局，也关注细节。在“星光一号”攻尖战中，他和伙伴们一起不休不眠奋战了整整17个月。

       靠着这样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经过4年多的努力，邓中翰最终实现了他在索尼总部门口说的“I will be back”，如今，他的“中国芯”系列产品已经成为了索尼笔记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星光系列”多媒体芯片还成功实现了产业化，被三星、飞利浦、惠普、罗技、创新科技、富士通、SprintPCS、联想、波导、TCL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大批量采用，“星光系列”“星光移动系列”多媒体芯片全球销售量分别突破1亿枚，覆盖了欧、美、日、韩以及台湾等16个国家和地区，占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全球市场60%的份额。

用西方的游戏规则征服西方

       在中国的武侠传奇中，真正受尊崇的强者，是那些按照对手制定的条件，最后战胜对手的人，他们是中国人心中的“侠之大者”。

       在资本竞逐的商场上，中国企业一直是带着学习的态度在面对这个由西方制定规则的市场。尊重规则，用西方的商业化运作模式，赢得对手和朋友的敬重，中星微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从邓中翰在纳斯达克的两次敲钟，美国的不同反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科技日报》的记者在2006年8月一篇题为《邓中翰：两次“敲钟”的不同》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美国东部时间2006年7月27日下午四点，身为中星微电子董事局主席的他应邀再次出席纳斯达克的闭市仪式。上次的时间是在2005年11月15日，他作为中国第一家芯片设计企业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并敲响闭市钟。

       赴纳市敲响闭市钟，对于所有应邀的行业组织、上市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是一种难得的荣誉。而邓中翰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有两次这样的经历。

       这次邓中翰是作为亚太地区唯一代表，与全球集成电路设计协会(FSA)的联合创办人暨执行长Jodi Shelton以及其他主要成员同时出席并共享了这个荣誉。

       纳斯达克驻中国首席代表劳伦斯潘先生表示：“中星微能够受邀参加这一颇具声誉的仪式，我们为此感到非常高兴。作为无可争议的中国芯片设计领域的领导者，中星微在全球数字多媒体领域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建树颇丰。更为重要的是，一直以来，中星微都因其坚持技术创新并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而闻名业内。”

       “这一次与上次的感觉一样，都很激动。”邓中翰认为，中星微电子能再次作为FSA在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的唯一代表获此殊荣，充分说明中国的芯片设计企业已经受到业界的充分关注，其中的佼佼者更是已经成为投资市场的宠儿。

       上次的敲钟之行最让邓中翰印象深刻的，莫过于CNBC电视台对他的现场采访。“CNBC的记者根本不问我们公司是做什么的，一上来就问‘你们公司有自主知识产权吗？’‘你们在中国注册的专利能受到保护吗？’这样的问题。”

       但这一次，美国的媒体却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反而是一家主流媒体连续两天头版刊出了关于中星微的正面报道文章。

       中星微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征服了挑剔的美国媒体和投资人。

“中国芯”的独门创新绝技

       中星微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在中星微的创业理念中，芯片产业对国家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而知识产权就是芯片产业的生命。在芯片产业中打造一颗永远年轻向上的“中国芯”，是中星微所有人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中星微的管理团队进行了精妙的布局：从“中国芯”诞生之初显示的管理团队极具战略眼光的产品规划到十岁中国芯的青春萌动，以市场60%的占有率让对手和朋友大赞“后生可谓”，期间的每一步，中星微可以说都十分精确地踩在了鼓点上。毕竟，在市场的残酷竞争中，走错一步，对于这颗年轻而脆弱的“中国芯”，都将是致命的打击。作为呵护者的中星微管理层，在整个过程中，可以说居功至伟。

       而把知识产权的生命力注入“中国芯”，就是保持这颗心脏永远年轻、健康发展的不二法门。邓博士深知其中利害，他说：“从1999年中星微成立伊始，我们就注重专利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申请了。”这个学贯中西，将物理学硕士、经济管理硕士和电子工程学博士学位一举收入囊中，成为伯克利建校一百多年来第一个横跨理、工、商3个学科的中国企业家精英，在对产品生命线的把握上，显示出了他作为一个企业家和商业奇才的战略眼光。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中星微的管理层对战略进行了可执行性分解，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计划。

       为了鼓励工程师的创新性工作，中星微设立“专利奖励月”等各种激励措施调动工程师申请专利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勇于创新。

       “每到这时，公司全力保证‘专利奖励月’的顺利进行。”邓中翰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个管理人员都参加，后来就设立了专门的专利评比审核机构，形成了一个专利产生机制，这就保证了我们的员工把平时积攒的一些新点子，进行深入挖掘分析，最后形成专利。”

       邓中翰所说的专门机构，就是中星微电子于2007年11月9日成立的中星微科学技术协会，设立了“发明人奖”，“只要有好的想法报上来，根据不同等级，可以有几百到上千的不同额度的奖励基金；之后，如果最后这个专利报批国家后申请通过了，公司还会对该员工进行几千元不等的奖励；再次，公司专门组建了知识产权部，聘请有专门的专利律师，在专利申请流程、写作规则等各方面与工程师通力合作，保证专利申请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创新明星成为员工榜样，激发员工的创新积极性，营造公司活跃的创新氛围。” 也正是因为在发展自主知识产权上的不懈努力，使得公司成立至今在海外市场从未遭遇任何知识产权纠纷。

       也许正是有了这样的从精神到物质全线包装的创新机制作为保障，中星微的专利申请就成为了有源之水，有根之木，到2008年12月，其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多项，也就不足为奇了。

       回望中国IT企业的发展，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样一条清晰的脉络：中国IT企业从以联想计算机为代表的“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到方正“汉字激光照排”代表的“中国创造(Manufacture Design in China)”，再到如今以“中国芯”为代表的“中国想象（China Imagination）”，中国信息企业的产品线在30年里实现了西方世界100年的升级梦想，也让“中国芯”成为了中国企业的骄傲。

链接：

社会各界对“星光中国芯工程”的评价和指导

       你们既有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远大抱负，同时也有抓住机遇，推进事业发展的战略眼光，我对你们的选择和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希望大家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努力研发一流产品，创造一流效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到中关村科技园区视察，接见邓中翰博士等人时说

       为“星光中国芯工程”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有益探索，现代信息产业的规模已不小，关键是掌握核心技术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北京中星微电子公司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

——2004年8月，在“星光中国芯工程”取得了知识产权、核心技术产业化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做出重要批示

       坚持自主创新，把“星光中国芯工程”做大做强

——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于对“星光中国芯工程”作出批示

       祝贺你们取得丰硕成果，并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希望你们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努力开发核心技术，为提高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竞争力作出新贡献。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2005年11月24日对中星微电子成功上市致词祝贺并作出批示

       在国际化，网络化的大潮中，在IT的核心技术中，中星微能够推出“中国芯”的产品并打向国际市场，表明中国正在开始走向知识经济，中国不仅是制造业的大国和强国，也必将成为在知识经济中的大国和强国。

——2005年11月，“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院士在中星微电子公司上市庆祝活动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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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院士面对面

新华月报：“星光中国芯工程”的发展一直都受到科协的关注和支持。您也多次来到中星微，其“中国芯”系列产品的发展有目共睹。您能讲讲当时邀请邓中翰组建团队回国创业的事情吗？

周光召：我在科学院、科协工作的时候，大家讨论过一个方针，就是把吸引人才当做科学院（上世纪）九十年代最重要的三项任务之一。不仅要重视国内的人才，也开始关注到国外留学的这一批人才。邓中翰博士在归国创业之前也曾回国参加科学院的一些活动，当时我感觉他们的确是一批很优秀的人才，不仅每个人都很优秀，关键是他们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团队。

       他们的战略思维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时的芯片产业从设计到制造都是中国最薄弱的环节。是设计CPU，还是设计存储芯片，还是设计别的？在这个方面表现出邓中翰博士等人对战略的深入思考。他们想找一个现在没有被国外大企业控制，但是又有市场发展前景的领域来发展中国的芯片，他们这样的想法给我印象最深。最终选择的是多媒体芯片，并根据自身的特点，设计出更节能、更高效的芯片。

       他们的第二个战略是预测出IT的发展主要通过网络。网络的移动性是当时的一个主要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投入到计算机摄像头芯片设计中，那时大概是2000年左右。我觉得中星微真正的从市场出发，拥有非常好的技术和战略思想，同时又拥有一支团结的人才。这样的事业是一定能够发展起来，而且会取得成功的。中星微在大概五六年以后已经取得了全球PC图像输入芯片领域60%的市场份额确实不易。

       他们一路走来，在不同的阶段又提出新的战略，所以我觉得这支团队是很有创新能力的团队，他们本身有战略设想，知识能力也很强。

新华月报：“星光中国芯工程”开创了政府风险投资的新模式，这对于十年前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您如何评价这一模式？

周光召：我个人意见，将来的风险投资来源不会大量来自政府，而应该是企业家、风险投资商。因为他们更深入的了解市场，对于投资的回报有更为精确的考量。同时，风险投资公司拥有更多能帮助企业成长的丰富知识经验及人才。所以，我想从长远来看，将来应该更多的吸引专业的风险投资商对企业进行投资。

       其实用政府的资金投资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就有了，比如深圳工业园就是政府投资的。当然如果政府投资转变为政府之外的一个投资机构，情况就不同了。它本身变成了一个企业，受到政府的宏观调控，但本身又有决策权，有自己要担负的责任，这样政府转化成一个独立的风险投资单位或者是企业，应该是一个企业管理，我想那样成功的比例就会更高。

新华月报：对于一些重要产业，尤其是相对落后的产业发展来说，“星光中国芯工程”是不是一个有益的参照，甚至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呢？

周光召：中国需要发展的一些基础的重大的产业。在信息技术方面，芯片显然是一个重点，因为它是心脏，是信息技术最核心的部件。中星微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中国仍旧需要更多这样的芯片企业，一步步推动芯片核心技术向前发展。

       过去我们说中国没有CPU，现在有了，但是竞争力还需要提高。中国芯片产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恐怕要经过至少20年以上。微软、英特尔也都是发展了二三十年才能取得今天全球的领先地位。

       有了基础以后，中国的芯片产业也会慢慢发展起来。有了一批企业家，一批科技骨干，他们又拥有这样的追求和理想，并不断奋斗，我相信再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中国这些芯片企业中肯定会有一部分将来可以发展成比较大的企业。

       像邓中翰这样有理、工、商三个学位的归国学子，愿意为中国的崛起不停的奋斗，他们是要为中国发展的历史写下一个特殊辉煌的一页，他们撰写的是高科技在中国的崛起。

新华月报：刚才您讲到在企业初创时，国家和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支持。中国有近500家的IC设计企业，但能够像中星微这样的屈指可数，再加上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让他们雪上加霜，您觉得对这些企业来说他们应该怎样渡过现在的这个难关？政府又该怎么做呢？

周光召：现在中国的芯片设计企业有些也得到了政府小额度的资金支持，其他的都要靠自己奋斗，到外边去融资，然后上市。

       在如今金融危机的形势下，竞争在加剧，每个人都受到了生存的威胁，所以他们必须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最简单的提升竞争力的方法就是裁员，减少开支，但是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此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找到市场最需要的产品，同时自身又具有这一产品的核心技术，那么就能迅速的在萧条环境中取得竞争力。

       最近中星微将发展拓展到视频安全领域，我觉得这个选择也是很正确的。因为现在在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的情况之下，社会稳定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现在，恐怖分子活动更加频繁，视频安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需求都会有所增长。

       企业要不断的随着局势的变化找到新的市场切入点，自主研发新技术，这样在金融危机过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所以说金融危机既是“危”也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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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要有“仰望天空的人”

       ——对话邓中翰博士

新华月报：“星光中国芯工程”走过十年了，在未来的十年或者更长的未来，您下一步的战略规划是什么？

邓中翰：十年，我们从一个想法，变成一个企业来承担国家的战略项目，从一个技术点成就了一系列的产品，推动了全球的计算机、移动技术革新。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企业而言这是一个非常自豪的事情，能够彻底结束“中国无芯”历史，并且在国际的技术和人类文明进步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我觉得这实在是让我们骄傲和振奋的一件事情。

       从技术到市场，从供到需都酝酿着新一轮的发展，而目前我们正处在产业链低潮和全球金融风暴时期，但是我认为这为中星微电子未来十年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大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危机同样也带来了机遇。中星微对这个“危”是比较了解的。从硅谷回来，我们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产品线、客户及销售市场的多元化战略布局，我们在纳斯达克上市，及时融资，为寒冬预备了充足的资金。中星微成立后的第一年冬天，我们是在中关村的仓库里度过的，今天，我们要依靠多年来在国际市场上建立的多元化的产品、多元化客户群和多元化的销售区域市场，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寒冬危机中有效屏蔽风险来保护中星微电子承担的“星光中国芯工程”，并在这个危机之中能够依然屹立在世界IC之林。中国的芯片产业在这十年间取得了一些成绩，相信在未来十年会取得更多的成绩，“星光中国芯工程”会更加壮大。

新华月报记者：您有没有想过趁着金融危机收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或者去硅谷挖些人才？

邓中翰：关于产业链，并不是完全没有考虑，我们也在考虑，但目前还没有行动。一方面是我们还在进一步深化研究产业未来的发展机遇在哪里，毕竟收购企业会存在很多管理上的问题。

       招揽全球的优秀人才是我们一直贯彻的人才战略，我们从硅谷引进了“星光中国芯工程”的总架构师张亦农博士，他在针对多核异构这一未来摩尔定律失效后的关键技术领域，已经展开了最前期的研究。

       目前，我们已经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架构研究组，专门研究最近提出来的多核异构这一新领域。中星微在这一领域已经推出产品了，应该说在世界处于比较领先的水平，希望能与之前的7大核心技术一起，形成我们的8大核心技术。

新华月报：在您看来，今天中星微的成功是否是作为企业家的个人的成功？

邓中翰：不。应该是国家的成功，我们个人在里面只是一个很小的链条。当然个人的智慧跟才能是有的，但主要是因为国家，还有团队。因为国家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渗透在各个方面的，国家为我们企业培养了人才，提供了发展平台，才有中国芯的今天。

新华月报：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回国创业，在硅谷同样也会很成功？

邓中翰：不一样的，在硅谷做的每个都是美国的产业，回来做“星光中国芯”是中国的，可以实现民族无芯历史的突破。

新华月报：对您而言，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邓中翰：比较幸福的是我们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我们能够以这种留学人员以企业的方式走复兴之路感到幸福。2005年3月28日，国家把科技进步一等奖颁给了一个来自中关村的企业，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从传统意义上思考，这个奖会颁给一些研究机构，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走上主席台，胡总书记亲手给我颁奖，他说：“你们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在芯片领域做出成绩，很不容易，祝贺你”。我觉得他的一席话肯定了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努力。

       总书记颁奖的时候让我公司的管理团队都到了人民大会堂。那天拍集体照的时候，他们特别安排我站在最重要的位置。作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代表，将我放在那个位置上，这是对我们员工，对我们团队多年来努力的认可，也是对我们所走的改革开放结合硅谷创业机制这种模式的认可，当然这个奖也是对我们技术的认可。我们不仅仅靠奖项，还有市场的认可，否则你得多少奖都没有意义。

记者手记

       与邓中翰的见面似乎充满了巧合。第一次见面，就赶上了他的40岁生日！看到他时，似乎是刚从另外一个会议中脱身赶过来，忙碌，但神采奕奕，2008年12月中旬，再见到时，他和他的团队正忙着为“中国芯”10岁做会前的各种准备，忙碌依然，也依旧神采奕奕。

       对于被采访人而言，最大的考验也许不是他对常规提纲问题的把握能力，而是那些尖锐而脱离了采访提纲的话题，在这方面，邓中翰再次显示了其思维的敏捷与缜密。

       在采访结束之后，记者冷不丁地问邓，“现在美国有一种思潮，认为美国当年放弃制造业去做IT/IC产业、服务业、虚拟经济是一个错误，美国应该重新回归制造业。这是不是意味着IT业在美国已走不通了？那么，作为IT/IC追随者的中国企业，日子又该怎么过？是不是也要准备好厚厚的棉袄，准备度过一个漫长的冬天了？”

       当时邓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回答，至今想来依然令人激赏不已。“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式上升的，中间会有起落。我相信新一轮经济危机之后，很多东西会被淘汰的，但人类科学的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将来，大家会在更多领域使用半导体，那些更低功耗、更优性能的产品将会不断涌现，创造出很多新兴产业，这样的步伐是不会停止的。经济危机时期大家都在看眼前，我觉得更多的是要看未来。未来是什么？未来是信息技术酝酿出一个新的革命，我们今天的生活，未来生活会比今天更加好。就拿手机来说，今天和过去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未来的10年会更好，经济危机阻碍不了这些，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有信心，但是有信心也不是盲目的信心，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他的回答让我突然想到了温家宝总理经常引用的黑格尔的一句话：“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 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也许正是有了像邓中翰这批时常仰望天空的人，我们民族的核心产业才充满了希望，而“中国芯”才能如此充满活力，去迎接属于自己地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