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那年春天的一个早上，中国科技大学二年级学生邓中翰听到有人敲宿舍的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长者正微笑着站在门外。长者自我介绍：“我是物理学教授胡友秋，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你，告诉你我看完那封信的感受。”　　　　

      2005年3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进步奖颁奖大会上。音乐声起，邓中翰深吸了一口气，大步向颁奖台走去。胡主席早已认出这位高个子青年，当邓中翰双手接过获奖证书时，主席微笑着说：“你们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在芯片领域取得成绩很不容易，值得祝贺！”

      2009年12月2日，邓中翰的人生履历又添加了一个崭新的内容：正式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一天，《人民日报》这样介绍这位年轻人——“今年，他从美国硅谷回国创业满10周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光中国芯’成功打入全球市场，成为图像输入芯片领域的‘一哥’。”并特意强调他的当选“刷新了中国工程院最年轻院士的纪录。”

      邓中翰的成功之路如何走过？他何以能当选为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

“新科”院士诞生记

      邓中翰还没有适应院士这个崭新的身份，面对记者“邓院士”的称呼略显腼腆，连连摆手。在他眼里，院士是“在工程科技方面做出了惊人成就且两鬓斑白的老人家”，其中不乏自己的偶像，如钱学森、邓稼先、周光召，对于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分子，邓中翰感到幸运而光荣。　

参选之初

      2009年3月，初春的阳光映在脸上，邓中翰发现桌上多了一叠厚厚的材料。翻开一看，原来是参选两院院士的申报表格，落款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表格要求填写的内容繁多，邓中翰开始亲自准备材料，他明白，这不是可有可无的荣誉，而是国家对自己的高度认可。

      “开始参选，觉得自己选上的可能性有多大？”记者问他。

      “不知道，但还是认真地去准备，科协提名是对我的信任，我充分准备了有关申报资料，能不能当选就顺其自然了。”邓中翰坦然回答。

      表格应该怎么填呢？过去的一幕幕重新浮现在他的眼前。

      19岁那年春天的一个早上，中国科技大学二年级学生邓中翰听到有人敲宿舍的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长者正微笑着站在门外。长者自我介绍：“我是物理学教授胡友秋，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你，告诉你我看完那封信的感受。”

      胡教授说的是批评他的一封信，作者正是这个满脸通红站在宿舍门口的邓中翰。在前一天的物理课上，胡友秋教授讲解关于电磁学的一道题目，下面坐着的邓中翰却认为老师讲错了。宿舍昏黄的灯光下，邓中翰铺开稿纸，一口气写了8页，折叠好投进了胡教授的信箱。信中写的是他对那道题的见解，里面还详细注明了能够证明自己想法的五种试验方法。

      正是这封信使邓中翰获得了老教授的赏识，还把这个年轻冒失的学生请到了自己家里谈心。交谈中，邓中翰大胆表白了自己的想法，他对教授说：“在学习之外，我很想从事一些科研工作，其实从您讲课的内容里，我也想找找看有什么可以研究的东西。”

      胡教授看着自己的学生，微笑着说：“你有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我今年要出国做访问学者，我把你推荐给黄培华教授，他那儿有一些科技部的研发资金，你可以跟着他做课题。”

      “我后来去找黄教授，他一下子给了我一大堆材料，说：你想搞科研的话，先把这些书拿去读吧。我当时刚上大学二年级，觉得就算读不懂也可以学一些英文。”回忆往昔，邓中翰记得异常清晰。

      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就能够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邓中翰激动万分。当他从黄培华教授家里走回宿舍楼时，内心充溢着无限的憧憬和冲动，科研梦想的种子也由此种下。

      “我开始走上科研的路，并不是为了得奖，更不是为了荣誉，完全是一种纯粹的爱好与兴趣。”回顾那段佳话，邓中翰笑着说。

      也是在那一年，时常出入图书馆的邓中翰开始愈发崇拜钱学森、陈景润、王选这些前辈们，他还注意到，这些做出杰出贡献的前辈也都是国家两院院士，“那时感觉，院士是为国家做出了多大贡献的人，才能得到的荣誉呀！”

全票通过

      “在写这个材料时，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才是我最想告诉评委们的话。”拿起笔来，邓中翰思考着，他知道，除了自己数不清的科研成果，他最想告诉评委们的话，就是“中国芯”的梦想了。

      那还是在美国的时候，邓中翰突然接到了来自旧金山中国领事馆的电话，声音传来，原来是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张玉台。张玉台了解邓中翰正在做的芯片研究，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国，把中国自己的芯片产业发展起来。

      “当时谈了很多，谈到了‘两弹一星’元勋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谈到了新一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使命，也谈到了芯片研究对于国家科技发展的作用。”邓中翰回忆说。

      万里之遥的美国，一个高级官员与一个海外留学生如此倾心交谈良久。“这个电话后来给了我很大影响，我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祖国的科技事业对我的吸引力，我要为祖国的强大做些什么。”邓中翰回忆说。

      不久，另一件事儿给了邓中翰更大的震撼，他开始更强烈地感受到祖国的召唤。

      那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庆典，邓中翰受邀回国参加并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台观看了盛大的阅兵式与群众游行，正是在观礼台上，“产业报国”的激情汹涌而至。

      “当时，我站在观礼台上，心里非常激动也很自豪。面前展示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项成就，那样的神圣，对我灵魂的震撼和触动非常大。我从小受国家的培养，享受到改革开放、出国留学这种机遇，可是还没有为自己的国家作出贡献。现在国家把我当成一个青年代表，给予这么高的礼遇，让我站在观礼台上，我心里有一种惭愧。”

      观礼后的下午，邓中翰和同事就去了长城，实现了他的一大愿望。他们一起穿上印有“我登上了长城”字样的纪念衫，在烽火台旁振臂高呼，爱国的情怀蔓延在了每个人的心里。

      晚上，迎接他们的是一场热烈的国庆焰火晚会。“我们的杨晓东博士在美国长大，从来没见过这样热烈的场面，激动得不得了。他跑到那个载歌载舞的队伍里面一起唱啊跳啊……就是在这样一个很热烈的气氛下，一个团队回国的决心就像水泥一样慢慢地凝固，成为一个坚强的回国创业集体。”　

      想起如许往事，邓中翰的眼睛湿润了，十年创业路走过，自己没有泯灭当初的梦想。接下来，邓中翰铺好表格，提起笔来开始认真填写。“填写时我想，这不仅仅是莫大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邓中翰告诉记者。

      不久，中科协举行了第一轮评选，邓中翰全票通过，这意味着他开始正式进入两院院士的评选程序。此后，一轮轮的评选陆续进行。直至2009年12月2日，中国工程院新增院士名单正式出炉，邓中翰的名字与41岁的年龄跳跃其中。不经意间，邓中翰又创造了一个“奇迹”，成为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

      “得知自己成为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有什么感受？”记者问他。

      “非常光荣。我感觉到，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科技工作者要承担更大责任的一个信号。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青年人走到创新领头羊的位置上去，时代也要求我们担负起更大的责任。”邓中翰激动地说。

邓中翰人生的三次转折

      上大学、出国留学、回国创业，邓中翰的人生轨迹熠熠生辉。仔细观察，他似乎平坦的人生路上，有三个极为关键的转折点。

赢得“挑战杯”

      1992年的中国科技大学，一个叫“邓中翰”的学生拿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的入学通知书。伯克利物理系被高傲的中科大物理系学生视为传统归宿，而邓中翰竟然来自地球与空间科学系，这在中科大一时引起不小的轰动。

      伯克利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历史名校，也是全球产生诺贝尔奖大师最多的学校，美国人称之为“比黄金更能给人带来光荣与喜悦的大学”。

      南京长大的邓中翰如同那个年代的很多男孩，从小就崇拜科学家。“我那时最崇拜的是爱因斯坦和爱迪生，两人名字都是‘爱’开头，小时候一直以为是兄弟呢。后来读中学时全民学陈景润，我搞不懂‘1＋1＝2’这里面还有什么学问，感觉特别神秘，特别向往。”邓中翰回忆说。

      那确实是个崇尚科学的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则是当时整个时代精神的生动投影。正是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邓中翰1987年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系的学生。

      大学期间，邓中翰“钻”劲是出了名的。“上大学第一学期，我就把关于科学史的一套丛书读完了，成为我树立科学人生观的第一步。”邓中翰说。

      大学二年级时，通过胡友秋老师的介绍，他又找到曾对北京人头盖骨做出国际公认明确断代的黄培华教授，提出了想做科研的打算。当黄教授将一沓厚厚的英文资料交到他手上时，邓中翰就再也没有空闲了。他抱着就当是学英文的念头，苦苦研究了8个月，最终用量子力学解释了空间射线对地球矿产物质晶体结构产生的影响。

      邓中翰没有想到的是，这篇论文竟然还有了意外的收获。“我怀揣着一个年轻人的自信，向《科学通报》投了第一篇文章，还把文章翻译成英文。没想到夏天过完之后，我就得到了《科学通报》录用这篇文章的通知，这对我是天大的惊喜。”邓中翰回忆说。

      大学四年级，他又凭借着这些科研成果获得了共青团中央与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

      这一系列既偶然又不偶然的事儿给邓中翰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学生是有价值的，而且这个价值是被社会认可的，创造出来的科研成果也会被这个社会所重视；我也开始有了明晰的目标，那就是不管将来做什么，都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这是一个人从幼稚无知的阶段，到相对比较成熟，懂得自己的价值，懂得珍惜时间的重要转折点”。人生的轨迹有时非常奇妙，一次偶然的经历就能扭转整个人生的方向。邓中翰认为，获得“挑战杯奖”改变了他一生的方向。

创造伯克利奇迹

      1992年正值电脑从286奔向386时代，在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的邓中翰每天都能感受到硅技术和信息技术最前沿的冲击。当时的风云人物“摩尔定律”　的发明者摩尔、英特尔的董事长安迪•格鲁夫都毕业于伯克利电子工程系。

      他们用IT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对“科技改变世界”十分感兴趣的邓中翰希望能效仿他们，决心选修电子工程专业。为此，他找到了伯克利的传奇校长，美国历史上担任顶尖大学校长的第一位华裔——田长霖教授。然而，田校长却担心邓中翰能否完成知识结构的调整。邓中翰据理力争，告诉他自己在大学时代就做过非常超前的科研，还在世界一流的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完全有这个能力。最后，妥协的结果是田校长答应给他一个学期考验。于是当一些中国学生都忙着买车和旅游的时候，邓中翰却在闭门苦读，最终，全A的成绩让邓中翰顺利攻读了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不久，一次更大的转变悄然而至。

      那是一个午后，邓中翰因为护照问题滞留在日本东京。他漫无目的地闲逛着，周围是行色匆忙的人群。一个问题突然出现在他的头脑中：“为什么自己离开中国时人们的工资才一百多元，而有些国家会这么发达？为什么有股市？为什么有产业？……这些在我以前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考虑的东西突然间全冒了出来。这些东西之间有什么联系，它们又是如何支撑着这个世界运行的？”

      邓中翰陷入了疑问。徜徉东京街头的几天，这些问题在邓中翰的头脑中不断盘旋，他意识到这些问题背后可能存在着更多、更复杂的原因。回校后，他决定通过学习经济学来突破自己的知识局限。

      在伯克利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横跨过理、工、商，考虑到知识结构和精力的问题，校方拒绝了邓中翰兼修经济学的请求。邓中翰再次找到田校长，获得了极为关键的支持，得偿所愿。顺利跨入经济学的大门，邓中翰发现这个世界远不是自己当初从技术角度所看到的那么狭窄、那么简单。一个知识的富矿摆在了面前，乐于迎接挑战的邓中翰再次开始了新的跋涉。

      到1997年毕业时，邓中翰已经拿下了物理学和经济学的硕士、电子工程学的博士学位，成为伯克利建校一百多年来第一个横跨理、工、商三个学科的人。当商业思维和技术思维交织在一起时，邓中翰的人生也开始向着更为宽阔的道路迈步行进。

归国的橄榄枝

      1997年，邓中翰结束了在伯克利的大学生涯。

      那时，正值IBM的“深蓝”计算机和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的巅峰对决。这场旷古未有的比赛，引起了邓中翰极大的兴趣。带着这份炽热的兴趣，邓中翰决定加入风光无限的IBM。

      之后，仅仅一年，邓中翰就接连申请了好几项专利，同时获得了“IBM发明创造奖”，让当时IBM资深的工程师们都刮目相看。但仅仅一年，邓中翰就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就这样打工下去吗？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1997年，邓中翰回到硅谷，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崭新的人生命题：自主创业。

      他创办的是一家名为Pixim的研制高端平行数码成像技术的公司。出乎很多人的预料，这个不为人知的华人青年很快就获得了成功，Pixim市值顶峰时已达1.5亿美元。此时，邓中翰的人生无比灿烂，富裕而安逸的美国梦已经实现，沿着这条硅谷生活的既定轨迹，前途不可限量。

      就在此时，邓中翰遇到了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周光召当时是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同时兼任着国际物理学联合会副主席，在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誉。在一次交谈中，他向邓中翰提出了一个沉甸甸的话题，“中国半导体工业可能要走一条新的道路才行，你想想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做。”

      周老向邓中翰介绍了中国芯片领域的发展情况。中国科学院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工作，直到1990年，我国仍未能在此类产品的大规模产业化方面取得建树，1990年后的两次冲击也都无果而终。而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的芯片技术应该也必须发展起来。

      面对周老提出的问题，考虑到中国的芯片业到底应该如何突破的问题，邓中翰从自己看到的、最擅长的，也是亲身经历过的硅谷模式出发，提出中国宜尝试一种新模式——采用硅谷模式运作的可能。周老听了邓中翰的想法连连点头，突然问：“你来做这件事，怎么样？”

      后来，不少人对此津津乐道，认为周老一句话，邓中翰回国开创了中国芯片产业。如今，当往事一点点地被揭开，人们发现，邓中翰回国创业亦非一时冲动。

      1998年，在一次与中央领导的座谈中，邓中翰向李岚清等中央领导就如何推动科技创新做了专门汇报。邓中翰在汇报中提出了自己关于企业创新发展的大胆见解，那就是在中国的科技体制下，不能仅仅靠国家实验室的方式搞创新，还要建立起支持创新的产业，通过产业来推动国家的创新发展。

      这是一个试探——这个报告犹如一颗石子抛向了湖心。不久，邓中翰得到反馈，他的报告获得了高度赞赏，“领导们非常认同我的观点，给我回国创业以很大的信心。”

      旧金山海湾，水天一色，海鸟翻飞，远处有船舰驶向海洋深处，岸边走来了邓中翰，他和几个同事时而中文，时而英语；时而情绪激昂，时而轻声细语，最后一起伸出手臂击掌相约：“回国创业，一言为定！”

      那是1999年7月的一个傍晚。正是这一刻，邓中翰正式踏上了归国创业的人生新路。

“芯光”十年艰辛路

      2005年3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进步奖颁奖大会。音乐声起，邓中翰深吸了一口气，大步向颁奖台走去。胡主席早已认出这位高个子青年，当邓中翰双手接过获奖证书时，主席微笑地说：“你们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在芯片领域取得成绩很不容易，值得祝贺！”

      如今，10年过去了，中星微从原来建立在仓库里的小公司，已发展为引领国际核心技术潮流的大型企业。回顾走过的路，邓中翰无限感慨，他再次立下誓言：下一个10年，一定要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进驻中关村

      在参加国庆50年庆典期间，决心回国创业的邓中翰遇到了对自己影响甚大的时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陆昊。

      那是在教育部主办的庆祝国庆50周年的晚会上，邓中翰恰巧坐在陆昊旁边。当得知身边坐着的是中关村管委会主任时，邓中翰觉得这是个机会，就对陆昊说：“我已经决心回国创业，中关村欢迎我们这些海归吗？”陆昊看着这个年轻人，微笑着说：“你有青年创业者的激情，中关村有联想、有方正这样的大企业，你应该回国来创业，我们欢迎你来中关村安营扎寨。”

      为了推动邓中翰尽快回国创业，陆昊又多次和邓中翰促膝而谈，帮他分析市场，解决难题。

      “当时因为对国情不了解，陆昊经常和我们交流，告诉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非常关心我们这些海外留学人才回国‘水土不服’的问题。还给我们多次讲到他当年做服装厂厂长期间去日本谈判，怎么把服装厂成功改制的经验。我非常感动，更加坚定了回国创业的想法。”邓中翰说。

      回国创业需要资金，邓中翰希望直接复制美国风险投资的模式，由国家投资65％的风险投资。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陆昊。

      “我们创始人持有35％的无形资产股份，这个在过去历史上没有过的，当时中关村管委会刚刚成立，陆昊主任大胆支持了我们这个想法。”谈起创业之初，邓中翰仍感激不已。最终，原信息产业部（现工信部）和财政部联合启动电子发展基金，以投资的形式向邓中翰注册的中星微电子公司注资1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创业基金。

      如果说周光召在大的政策方向上让邓中翰打消了疑虑，那么，时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的陆昊则在“落地”上给了他极为关键的支持。

      与此同时，中星微成立的进程一再加速。1999年10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北土城西路103号，一栋破旧的两层楼中一间100多平米的仓库里，中星微正式成立了。

      谁能想到，就在这个破旧仓库里，一群归国青年最终扭转了中国芯片史的未来方向呢？

痛并快乐着

      巨大的成功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

      中星微成立不久，就遇到了不少富有中国特色的各种问题——为什么注册公司得先有办公地点？招聘的清华毕业生为什么还需要北京户口？

      想不明白的邓中翰常常去找时任北京市科委主任范伯元。当他每每穿着黑西装和白衬衣出现在范伯元办公室时，范伯元心里暗笑，“怎么就像新姑爷一样，看上去真傻。”在知道他就是中星微的董事长邓中翰后，范伯元不禁为这位满腔热情但又对国内情况一点儿都不熟悉的“海归”担心，他能办好中星微吗？

      实际上，邓中翰的创业之路确实坎坷异常。

      1999年冬天，仓库里暖气不足，而且下班后暖气就停了。但因刚创业，大家需要经常加班，从没在北方待过的很多员工手冻裂了，还不停地咳嗽。“我是想省钱”，邓中翰说，他想的是只要能把第一年的冬天克服过去，就可能度过第二年、第三年的冬天，也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但到2001年底，有一个问题邓中翰必须面对了：账上只剩下100多万美元了，创业公司在发展初期最害怕的资金断流出现了！

      当时有3个选择：一是把公司的技术、产品卖掉来套现，中星微当然不能把自己的中国芯卖掉；二是进一步融资，但此时融资会非常吃亏，对老股东和持股的员工不公平，何况马上就要进入量产的阶段了；三是贷款，但类似于中星微这样接受风投的创新型公司的可信度不高，银行不愿轻易给予贷款，而且周期很长。

      经过反复讨论和权衡后，邓中翰和同事们最终选择了贷款。公司并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给银行，几位创始人决定用他们个人的存款、房产和股票与银行签订个人贷款合约，才使公司平稳渡过了难关。

      创业初期，不止闹“钱荒”，而且闹“人荒”。当时国内人才、资讯、产业的基础环境等各种相应的资源都没有，几乎找不到有经验的芯片设计人才。“当时就我们几个人，什么都干，很艰苦。”邓中翰回忆说。

      为了解决中星微人才问题，邓中翰亲自上阵，到清华大学去兼任教授，后来又成立了“清华中星微集成电路设计研发中心”。在邓中翰眼里，那是一个激情飞扬的年代，他一面要带领团队找市场，搞科研，另一面还要手执粉笔培养自己的人才，这种艰苦的人才培训工作，他整整坚持了三年。

      “创业之初步履艰难，想过放弃么？”记者问。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道路，有人选择了坚持，一路奋战到底；有人中途退出了，享受岸边看风景的心情。我这个人认准了就会坚持到底，从没想过中途放弃。”回忆公司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邓中翰没有任何无奈和苦涩，而是一种超乎寻常的乐观。

      “如果把困难当作是挑战，那么就能激发我们内心无限的勇气去战胜它。实际上，过了2001年，就感觉非常顺了，像爬过一个陡坡，面前是一片平坦的草原。”

      顺利度过寒冬，邓中翰苦苦等待的春天终于来了！

踏上“星光大道”

      2001年3月11日夜里，17个月的梦想坚守终于有了回报，第一枚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码图像处理芯片“星光一号”正式研制成功。很快，各路媒体纷纷报道：中国结束“无芯”历史；中星微电子开发出第一块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多媒体芯片……

      芯片是做出来了，卖给谁呢？邓中翰找到了索尼。在数字多媒体领域，索尼是“老大”，敲开索尼的大门，也就意味着踏上了芯片技术的金字塔尖。

      兴冲冲的邓中翰一路赶到东京，却遭遇了事业的又一次“滑铁卢”。在索尼的总部大厦里，邓中翰刚说完自己来自北京，想卖图像处理方面的芯片，就被索尼一位主管打断：“我们索尼是这项技术的鼻祖，有几千种这样的产品，几百个这样的专利。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的展览和产品，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听你推销产品。”满心希望的来，不到5分钟就被送出了门，望着那个高傲的背影，邓中翰只说了一句：“I will be back．（我还会回来！）”

      “被索尼公司送出门时你是什么感觉？”

      “应该说，反而给我带来了一种力量，使得我们后来几年非常踏实地把技术进一步做好；也给了我们一种决心，一定要彻底打进索尼。”邓中翰的回答异常干脆。果然，四年之后的2005年夏天，索尼新一代笔记本电脑上的摄像头，已然跳动着邓中翰的“中国芯”。

      同年11月，中星微顺利实现了又一次华丽转身——在美国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凭借核心技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大陆高科技公司。在纳斯达克闭市仪式上，邓中翰提起笔，信心满满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是纳斯达克历史上的第一个中文签名，也意味着，“中国芯”已经跃出国门，踏上了世界更宽广的舞台。

      之后的几年，中星微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星光一号”到“星光五号”数字多媒体芯片接连推出，如今，中星微电子多媒体芯片全球销量更是突破了几亿枚，成功占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市场份额65％以上。

      成功接踵而来，对于邓中翰来说，他最大的自豪还是实现了当初的誓言——通过产业化推动中国的芯片技术不断前行，也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奉献自己的所有力量。

敢为天下先——对话邓中翰

关于院士：我不会当“万事通”

记者（以下简称“记”）：首先祝贺您当选了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怎样看待自己的当选？

邓中翰（以下简称“邓”）：这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也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我感觉到，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科技工作者要承担更大责任的一个重要信号。过去我们是制造大国，现在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创新强国，就要求我们青年科技工作者要主动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

记：您觉得院士头衔对您今后的学术和工作会有什么影响？

邓：除了很惊喜之外，更感到了责任。近几年越来越多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入选，实际上是在鼓励我们推动产业创新和发展。当选院士后，意味着我每天可能会加更多的班、多做很多事情，不过我很乐意这么做。　　

记：您如何看待两院院士年轻化这个趋势？

邓：第一，是对我们青年一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肯定。第二，院士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第三，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就是从制造大国向创新大国的转变过程中，需要更多的青年人走上前台。第四，作为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我感觉到未来任重道远，责任更大了，我也会继续努力，保持这个劲头。

记：中国工程院在“致新当选院士的信”里说：不要当“万事通”，不能以“权威”自居，不要兼任不能尽责的职务，要婉拒过高和不适当的物质待遇，不参与炒作。应当说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您当选院士有何自我期许？

邓：我想作为新当选的院士，收到这么一封信是非常有必要的，没有一个人是万事通。前一段时间有一些院士做代言做广告，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我认为一个行业的专家应该在这个行业里做出准确的发言，不要当万事通。对于我自己而言，我希望能在微电子这个领域更好地发挥才能，更好地做出贡献，把中国芯片进一步推向国际市场。

关于海归：以前是“赶”，现在要“超”

记：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钱学森、钱伟长等为代表的归国之举，带动了一批海外学人回国报效祖国。几十年过去了，你的经历和老一辈非常相似，你怎么看待“新海归”和“老海归”之间的不同？

邓：老一代海归是我们的榜样，他们为国家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今，我们国家的发展又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我们不再是建立基本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时期，而是积累了60年发展之后大国崛起的时期。在国庆60周年国宴上，温总理说，再隔40年，到庆祝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将看到我们中国像一个巨人在东方屹立。所以我们所做的已不仅仅是填补国内空白，而是要赶超国际最前沿的技术，这是我们新一代海归的责任。

记：假如您当初继续留在美国，按照当时的态势发展下去，现在您会是什么样子？　

邓：可能会像很多留学人员那样，在美国那儿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有专长，并且有成绩的一个华人企业家这样的一个角色。但这还并不是我最希望的。

记：您觉得您的这种成功一般的海外留学人员能够复制吗？　

邓：无论是国家的宏观环境，还是全球的宏观环境，还是我们整体的这些海外留学生的素质，都是有足够的机会去创立很多像中星微电子一样很好的企业和商业的这种机构。成功的因素和失败的因素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宏观的机遇都已经摆在这儿了。

关于创业：困难是常在的，胜利是少数的

记：坦率地讲，从长城回来的时候，一直到您真正创业，这段时间您犹豫过吗？　

邓：就我而言肯定是没有犹豫的，非常希望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但是我要做很多思想工作，还要把很多人拉回来，包括跟加州大学的田长霖校长汇报，他也很支持，所以他马上就决定，他个人出资成立这个公司，作为发起股东来支持我们，他的支持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也增加了我说服别人的砝码。　

记：您曾经去索尼推销商品，却被“逐出门外”，当时什么感受？

邓：给我们带来一种力量，使得我们后来几年非常踏踏实实地把技术进一步做好，最后彻底打进了索尼。困难是常在的，胜利是少数的，大家可能看到更多的是胜利的时候，大多数时候其实都是很困难的。

记：公司建立之初，您给公司设定的精神是什么？

邓：首先是承担国家意志，爱国，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唱高调，那我希望他出国走一趟，只有到了外国，你才能知道什么是‘中国心’；其次是事业心，我们这些人都不甘心在别人的地盘干一辈子；还有，就是要追求将一流的技术转化为一流的生产力。

关于中国芯：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

记：您如何评价“中国芯”的意义？

邓：“星光中国芯工程”是以数字多媒体芯片为突破口，第一次将“中国芯”率先打入国际市场的战略工程。实现了几代中国集成电路科技工作者的梦想，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重大突破，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引领国际市场的成功典范。同时，也是新一代“海归”学子在追求自主创新、在追求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奋斗成果。

记：您认为中星微走向国际市场并生存下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邓：最大的挑战是不断进行技术突破。中星微电子的经验表明：对中国企业而言，只有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突破行业巨头的技术垄断，争取更为有利的贸易地位，才能进一步加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让中国品牌真正融入全球市场。

记：您怎么看待金融危机对我国科技产业带来的影响？

邓：每一次经济危机，都酝酿着新一轮技术革命，也正是技术革命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越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关口，越是要关注长期存在的技术创新弱、自主产权少等结构性问题。面对过去的30年我们应该很骄傲，但是面对未来，我们在有自信的同时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低调，以更强烈的责任心，把我们的企业做得更大。今天仍然是一个埋头干活、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的时代。相信通过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我们一定能够战胜金融危机带来的不良影响，实现跨越式发展，最终赢得国际竞争。

记：如何看待芯片自主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邓：如果说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不能称之为一个大国的话，那么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就是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走向一个创造大国之路。我们在芯片架构上的突破，在数字多媒体方面，围绕PC、手机和监控走了三条不同的路径，来涵盖这些芯片的新领域，通过我们的芯片带动中国制造业大幅度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利润率，这也是我们成为强国的一条重要道路。

记：如果说您和中星微是一艘大船的话，您希望它的方向在哪里？

邓：我也经常用船来形容我们的公司，车分左右边，在路上也不能随意开，海洋却是通往全球的。中星微就是茫茫大海里面的一条船，我希望它能够不断探索出新的领域、新的道路、新的资源，而不是作为驻留某个地方的一个小岛，停滞不前。

关于人生：我很欣赏《阿甘正传》里的阿甘

记：问您一些轻松的话题，您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邓：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叫《阿甘正传》。为什么喜欢呢？阿甘一生都在不停的奔跑奋斗，他诚实、认真、守信，只懂付出不问回报。他的成长过程也是我所经历过的，作为新一代海归回国创业，我也要在工作中不停地追求卓越，每天都要争分夺秒地与国际同行竞争，应该说这二十多年来是非常辛苦的。在我的人生中，体会更多的其实是一个坚持付出的过程，而成功只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记：您也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有什么书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邓：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读过一本书《邓小平》，给我震撼非常大。一方面，这本书非常全面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录了中国的真实国情，让我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国家，也更热爱我们的国家。另一方面，邓小平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人，他三落三起，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记：您在美国生活多年，这个国家给您最难忘的是什么？

邓：美国奥克兰这个城市保存着杰克•伦敦当年住过的小屋，大概有150年了。在屋里面完整的保存着各种工具和家具，都很落后，但是代表了美国在那个大开发时代艰苦创业的精神，正是这种奋斗探索的精神推动了美国这么多年的发展，这个给我的印象很深。

记：您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成功经验？

邓：很简单，一定要有理想，有热爱，敢于接受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