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老校自有令学子常读常新的“课程”
加州的太阳，收敛起它最后的明媚和热量，暮色牵来的灯火，将伯克利校园中心礼堂映照得一派辉煌。这座有高高穹顶、厚重外墙的欧式古典建筑里，笑语阵阵，人影憧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5年度“杰出校友奖”颁奖仪式，9月24日晚以冷餐会的形式开场。
这所全美“顶级牛校”创办于1868年，130多年来出现过许多闻名遐迩的人物，就在教学楼的走廊里，18位诺贝尔获奖者的巨幅照片，有如一座座学术山峰，召唤、催动着往来学子的步履，也让每一个走出它天蓝色拱形校门的毕业生，承载一份光荣，怀揣一份梦想。
早在197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设立了“杰出校友奖”，用以鼓励那些在科研、人文、商业等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推动了社会发展的人。迄今虽然已是第31届，但受奖者不过区区数十人，在人才济济的伯克利，相对于每年3万名在读生、500名博士毕业生的数字比率，依然像宝塔尖上的舞者。
伯克利校长走上台来宣布：授予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Bill Joy以“终身成就奖”；授予回到中国创业、在多媒体芯片领域取得重大成绩的John Deng（邓中翰）和Tom Zhang（张辉）以“青年领导者奖”。
现场大屏幕开始播放邓和张的资料片：头戴博士帽与导师在伯克利校园留影；邓在亚洲博鳌论坛上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握手相见；张陪同中国的吴邦国委员长植树造林 …… 音乐声止，屏幕定格于旧金山海湾苍穹下，邓和张携手并肩。
就在这两位门生的“大照”前，满头银发的电子工程专家Jan Rabaey教授向与会的100多位来宾介绍说：“我在不同时期签署了这两位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他们在伯克利学习时就是非常优秀的学生。邓不仅是电子工程学博士，还是物理学硕士、经济管理学硕士，他从伯克利拿到了三个学位。他们的团队在中国多媒体芯片的研发中取得成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的国家主席亲手为他们颁奖。他们将伯克利的开创精神带到世界其它地方，对中国做出了贡献。”
掌声中，两位英气勃勃的黑发青年登上领奖台，将获奖证书执于胸前，伯克利的金色校徽从证书上溢出光彩。高身材的邓中翰博士首先以娴熟的英语发言：“感谢伟大的母校，给我这样的表彰和奖励；更要感谢我的老师们教给我知识，这些知识给了我力量和奋斗的勇气。经过100多年的积累和精心营造，伯克利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地方，它还培养学生怎样承担责任、开拓创新，这正是伯克利精神！”
大眼睛的张辉博士则以汤姆克鲁斯一部电影中的名句“我会坚持的！”发表感言：“我在伯克利学到了这种坚持精神，我会继续努力的。现在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请相信，我们会坚持的！”
现场嘉宾们纷纷同获奖者握手、致贺，黑发黄皮肤的华人学者更是兴奋异常，因为这是大陆学人第一次获此殊荣。对此，邓中翰深有感触：“不久前，我还是这里的一名学生，和我们一同获奖的Bill Joy那时就是计算机领域的传奇人物，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和楷模，母校的这个表彰的确给人成就感。我知道有很多优秀的美国校友都没有拿到这个奖项，伯克利却表彰我和张辉回自己祖国创业取得的成绩，这说明伯克利胸襟的高尚和多元包容、客观求实的态度，我们做学生的要永远学习母校这种精神。”
邓中翰和张辉分别任职北京中星微电子公司的董事长和副总裁，他们认为此次获奖还有一层含义“代表了美国精英阶层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
伯克利的校园网站，张挂起John Deng和Tom Zhang的获奖信息、图片及其背景资料。伯克利的夜空星光灿灿，有两颗“中国星”辉映其中。
伯克利的圆形校徽由两个主题图案组成：打开的书本；闪耀的星星。
留学创记录：迈入理、工、商三座殿堂 “眼光有多远人就走多远”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位于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东北21公里处， 为纪念当年一位远涉重洋到北美传播宗教和文化的先哲乔治·伯克利而得名。在倚山临海、花木覆盖、草坪如毯的校园景色中，80多座巍峨典雅的建筑物散落其间，其中高307英尺 的萨瑟塔是仿照威尼斯圣玛可塔的式样设计，已成为学校的标志性建筑。站在塔楼极目远眺，状如彩虹的金门大桥、一水之隔的旧金山市区尽收眼底。从旧金山市区南去的狭长谷地，便是举世闻名的硅谷。
1992年，邓中翰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系，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
这座著名学府拥有雄厚的师资队伍，在千余名教授中，112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68位国家工程院院士，现任教授中有8人摘取过诺贝尔奖桂冠。伯克利分校还以拥有美国能源开发署的三个大型研究中心世界闻名，著名物理学家、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就是其中的杰出科学家。我国公众所熟知的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朱棣文教授、国学大师赵元任等都在伯克利学习和工作过。
“在伯克利，想平凡，是困难的”--名师名校内蕴的那种激励力量，邓中翰充分领会了。除此还有一个信念支撑着他：自己是中国人，绝不能比美国人学习差。尽管比起那些在本乡本土读书、本科硕士按部就班攻读物理专业的美国同学，他的困难要多出几倍。正因此，他废寝忘食，勤奋刻苦，每次考试，都成绩突出。
他从来就不是书呆子式的“死读书”，早在中国科技大学读本科时，他就旁听物理系的课程，然后用量子力学的理论解释地质问题。在老师的启发帮助下，论文竟在学术权威杂志《科学通报》上发表了，还获得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到美国以后，邓中翰在寒暑假期间也去一些大公司打工，毗邻硅谷的特定条件，将他的视野不断拓展延伸。
硅谷就像一个现代神话，这个原本一片苹果园的狭长地带，仿佛一夜之间就呼啦啦冒出几千家高科技公司，进而成为全世界的计算机信息产业基地。邓中翰被知识经济的奇迹深深地吸引了：轻点鼠标键盘，你就能同整个世界相连。他对计算机技术生发出浓厚兴趣，并因此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不再遵循物理学硕士--物理学博士按部就班、顺理成章的学业轨迹和升学秩序，转到电子工程系读博士。
他将自己的想法向学校提出，并申请投师超导电子专家Prof.Theodore Van Duzer和低功耗电路设计专家Jan Rabaey两位教授门下研习学业。然而教授对邓中翰的想法不以为然，因为从基础知识结构来说，物理系转到电子工程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要跨越“理”和“工”的边界，两个学科具有不同的属性，对人才的素质要求也不相同。但是在邓中翰执著的努力、解释下，导师最后同意“试试看”。邓中翰再次发奋苦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基础知识的“补课”和“再造”，顺利地通过了相关专业考试，并以在本科期间训练的独立设计和实验课题能力，赢得了导师的赞赏。
当电子工程学博士学业刚刚步入正轨时，他又做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同时攻读商学院的经济管理学硕士学位。
后来他自己解释原因：“念博士时我随导师去日本开会，忘了办回程签证，在日本多停留了几天。一天我在街上徘徊，看到很多人匆匆忙忙地行走。这些人在忙忙碌碌些什么？他们每天要面对什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我突然意识到从经济学中可以找到答案。”
当他向田长霖校长提出请求时，这位曾以1年8个月时间攻下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26岁摘取伯克利大学“杰出教授奖”的著名华裔校长，先发质疑：“同时攻读物理学硕士和电子工程学博士已经很不容易，你真有精力再去学经济学？”“您给我一个机会，我会为伯克利创造一个奇迹”。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田长霖校长立即鼓励支持这位高个子青年：“有志气。如果你真能同时读下三个学位，的确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但有一天你能把所学的知识转变成财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出一个奇迹，才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在此后的日子里，邓中翰忙碌地奔走于伯克利各院系之间，远离休闲娱乐，更远离他中学时代的兴趣爱好：摄影、围棋、吉他、油画。他认为“控制时间”是自己的能力之一：“晚上11点从博士办公室回来，躺在床上看经济学书籍，还要准备后面的研究生课程，每天都学到凌晨两三点钟。早晨七点起床就赶着往学校跑，还要去硅谷工作，非常忙碌。我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跟随黄培华老师做科研，学会了把握做事情的节奏和对时间的控制。”
有人曾发问“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邓中翰说：“是专注，很专注地去做一件事。”
在伯克利求学的五年里，他先后发表过25篇学术论文，并荣获威尔逊博士研究奖和楞茨纪念奖，1997年，29岁的邓中翰，成为伯克利130年历史上第一位拿到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学博士和经济管理学硕士三个横跨理、工、商学科的毕业生。他为伯克利同时也为中国海外留学生创造了一项纪录。
“伯克利有那么多大师，自己没有办法不谦虚”——名师名校的博大和底蕴，让他领悟到读书的至高境界。
他说“眼光有多远人就走多远”。处身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前沿，他自然看到人类历经原始生产、手工业生产、大机器生产三个发展阶段后，信息化生产的蓬勃生命力，于是他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知识结构。
这创纪录的三个学位后面，是他的志向。
从旧金山湾到八达岭长城 用中国心打造“中国芯”
旧金山海湾，水天一色，海鸟翻飞，远处有船舰驶向海洋深处，岸边走来邓中翰、张辉、杨晓东三位男青年，时而汉语，时而英语；时而情绪激昂，时而轻声细语，最后三人伸出手臂击掌相约：“回国创业，一言为定！”
这是1999年7月的一个傍晚。后来有人将其称之为：旧金山湾“三剑客”击掌为盟。成为中星微电子公司的一段“经典”。
张辉有一双机灵鬼似的大眼睛，他说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记住邓中翰的名字是因为“比较受刺激”：“他是地球与空间科学系的，高我一级，来过我们物理系旁听课程。可是他毕业后，竟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录取为研究生，这对我们物理系的是一个打击！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它的物理中心有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不过张辉也承认，从此对邓中翰“很敬佩”。
第二年，张辉也来到美国，在著名的休斯敦超导物理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但是不到一年，他也弃“理”学“工”，转至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系，成为邓中翰的同门师弟。
1997年，邓中翰毕业后成为IBM公司的高级研究员，负责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研究，在此期间有多项发明专利，并获“IBM 发明创造奖”。一年后，他离开IBM回到硅谷，运用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基金，创建了集成电路公司PIXIM INC，股票上市后市值很快达到1.5亿美元。
杨晓东就是他在硅谷结识的好朋友，杨晓东是高性能图像专家，拥有几十项美国及国际专利，他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具有电子工程学博士和物理学学士学位，曾任英特尔、惠普公司高级工程师。
就在“旧金山湾击掌为盟”两个月之后，邓中翰、张辉、杨晓东和邓中翰的中学好友、从加拿大飞来的金兆玮应邀回国参加国庆五十周年阅兵观礼，与李岚清副总理见面并座谈。阅兵观礼的下午，秋阳艳丽，邓中翰提议“我们去八达岭长城！”
这是浙江人张辉和十来岁就到了美国、“中国话都快说不利索了”的杨晓东第一次登临万里长城，张辉说：“真的有一种几千年文化的震撼，很兴奋！”四个人穿上印有“我登上了长城”字样的纪念衫，在烽火台旁振臂高呼，一张“长城四好汉”的合影后来同样成为中星微电子公司的“经典”。
在蜿蜒的长城坡道上，这几位万里游子讨论起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人说秦始皇统一度量标准真是一大贡献，不然古代的工程就无法推广，不推广就没有社会效益；有人说中国真大，日本国真小，现在理解外国朋友为什么羡慕我们“做事没有上限” …… 说来说去就说到“多媒体芯片”和即将成立的中星微电子公司。
“如果说国庆观礼前我们还在酝酿，那么国庆观礼后就是毫不动摇了”。十几天后即1999年10月14日，北京中星微电子公司的营业执照发放到他们手中。
副总裁张辉说：“我们在旧金山海边多次讨论了世界电子工程领域所发生的突破性的技术革命。1993至2000年是硅谷最繁荣的时期，网络时代到来了，今天一个芯片技术出现，明天一个软件技术面世，Internet从无到有，到被全民接受，网络服务红红火火地发展。这场技术革命就在我们身边发生，很兴奋。我们有朋友在硅谷创业很成功，所以创业的想法、激情早就有了。第二， 邓中翰 博士一直想回国创业，在异国他乡，这种情绪是互相感染的。第三是国家观念，很多海外学子都表示有机会一定回去报效祖国，多媒体芯片就是这样一个机会。1999年初我们了解到国内非常需要发展半导体行业，而我们刚好是学这个专业的，国家利益与自己所学有机结合，这个机遇就太大了。我们的整体判断完成，接下来是寻找投资者。这时田长霖校长介绍 邓博士与来访的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见面，深入交谈后，信息产业部开始考虑支持我们。”
他们的举动也被一些人不理解，在美国，事业上已达到一定高度，生活舒适优裕，却选择回国，“年轻气盛，一冲之兴”是某些人的评语。
张辉则认为这是他们以学术敏感“谋定”的结果：全球电子信息市场，美国攻占了通用电脑芯片领域，韩国攻占了存储器芯片领域，如果步其后尘，即使急起直追，也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他们“头对头、硬碰硬”地竞争。只有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尚处于“群雄混战”的局面，有发展空间，可以成为突破口。
“选择这样的战略定位，从技术路线讲我们几个都搞这方面的课题研究，掌握核心技术，可以将其变成领先产品。从市场前景看，中国的个人电子消费大于美国，数码相机、手机图像、高清晰度电视、电脑网络视频音频都离不开这项技术。”“数字多媒体芯片是中国芯片产业快速腾飞的绝佳突破口。”
“因为看准了，才痛下决心回国！”而此时，金兆玮已在加拿大定居；杨晓东也在硅谷干得很精彩；张辉则在著名的朗讯实验室工作 …… 抛开这一切，在北四环外一间没有暖气、没有空调的仓库中开始攻关，咽喉嗓子不适，两手冻得红肿，最困难的还是人才的缺乏，生产工艺也只能放在境外进行。
2001年3月11日晚，经过17个月的艰苦奋斗，第一枚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码图像处理芯片 “星光一号 ” ，在实验设备上清晰地显现出数据、图像时，整个实验室沸腾了：“成功啦！”大家举起茶杯、水杯、一次性纸杯，矿泉水瓶子互致祝贺：“干杯！”--这一经典时刻，被刻录在那些初创者的“心”片上。
很快，各路媒体纷纷报道：中国结束“无芯”历史；中星微电子开发出第一块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多媒体芯片 ……
那么，芯片是什么？通常是指集成电路，我们使用的电脑、手机、电视、智能化系统等，芯片就像“大脑”一样掌控着它们的功能。所以说，芯片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
百万门级“星光”多媒体芯片又是什么概念？就是以只有纽扣大小的芯片，承担起图像传感、彩图处理、存储控制、图像压缩、图像交流等众多功能，还要低功耗、高画质。我们的手机功能在不断增多，但耗电量却没有成倍增加，实际就是高品质芯片的功劳。
两个月后，“星光一号”被三星、飞利浦等国际知名品牌采用；九个月后，“星光一号”通过微软WINDOWS XP的WHQL认证，其国际领先地位毋庸置疑。
经过六年努力，目前，“星光中国” 第一代至第五代多媒体芯片，在国际市场的销售量累计已超过3000万枚，覆盖了16个国家和地区，2005年销售量将占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全球市场的60%。中星微电子公司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图像芯片提供商 。此外，它还与微软（中国）有限公司组建了 “微软-中星微多媒体技术中心”，与国际行业巨头携手并肩。
本月14日，是中星微电子公司成立六周年的日子，在学院路世宁大厦15层，气球、鲜花传递出喜庆的气氛。迎面一桢胡锦涛主席考察中关村与 邓中翰 博士握手的大幅照片，与之对应的是吴邦国委员长的两款批示：“芯片设计、软件开发是信息产业的核心”；“为‘星光中国芯工程'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有益探索 …… 北京中星微电子公司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
荣誉被人民大会堂见证 企业在双重文化背景下
2005年3月28日 ，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进步奖颁奖大会即将召开，深色西服扎一条红色领带，邓中翰将走上台去，从胡锦涛主席手中领取一等奖。
就在这时，他瞩咐秘书用短信的形式向公司的同事们转告：今天的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上台是替大家领奖。
“这个时候，他的心里首先是团队”，那一天，收到这条短信的公关总监沈蓓说：“邓博士为人低调、谦虚，他把团队看得很重。”
音乐声起，邓中翰深吸了一口气，大步向颁奖台走去。此前，在归国人员表彰会上，在中关村他已几次同胡锦涛主席握手相见。显然，胡主席已经认出这位高个子青年，当他双手接过获奖证书时，胡锦涛主席语重心长地勉励道：“你们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在芯片领域取得成绩很不容易，值得祝贺！”
会后国家领导人与获奖者合影留念时，张辉、杨晓东、金兆玮全部在场。
核心团队的团结、和谐由此可见。
在中星微电子公司，大家都称邓中翰为“邓博士”，据说这符合美国习惯，突出学者身份，同时也使他避免“邓总”的称谓。
副总裁张辉博士介绍说：“我们是技术性公司，当初创业就是以团队的形式，有友谊、信任、交情在里面。但公司的机制延用的是硅谷模式，被硅谷证明是很科学的。”
按硅谷的“股票期权制”模式，邓中翰及几位创始人以技术入股；公司对中层以上干部和技术骨干实行股票期权制；激励有才能、有创造的员工。张辉博士认为：“硅谷模式使员工的权益非常清晰，技术公司崇尚有真本事的人，加之员工都很年轻，相互之间很容易沟通。所以不存在很复杂的人际关系。”
技术性公司以工程师为宝，“办公在朝阳、光线好的房间，管理人员就次之了。”
张博士还认为，中星微创业时就积累了一些企业文化，譬如敬业、艰苦拼搏、团队精神等，企业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要把这些“定义”下来，定义了才好“复制”，成为传统。
六年来，中星微电子公司展示出健康的成长性，取得骄人的成绩却保持低调内敛、不张扬的品性，张辉承认，这同主要领导层的文化背景、学历修养有关系，“领导人的风格决定公司的风格”。
今年“五一”期间，邓中翰又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五四青年奖章”。张辉笑着说：“他为公司作出很多牺牲。”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选教授曾对邓中翰和他的创业团队，发出如下感慨：过去有人说优秀的中国人在一起就要打架，还说日本人善于下围棋，团结一致，牺牲个别棋子求得全局的胜利；美国人善于打桥牌，跟对家密切合作战胜别人；中国人爱打麻将，孤军奋战，看着上家，防着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现在变了，中星微的总指挥、副总指挥都是各有专长的优秀人才，能够很好地团结奋斗，说明中国已经改变了只会打麻将的作风，而且非常善于打桥牌，跟一些国际大公司的合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只是不知，这同他们双重的文化背景是否有关？
《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俊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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